国家电投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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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改革派

2019年11月，国家电投的总部机构调整已经全部到位。这次调整后，国家电投总部不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撤销火电部、水电与新能源部、协同产业部、物资管理部4个专业管理部门，下放生产运营管理职能。

对于央企发电集团来说，这项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总部把这些部门撤销，就彻底把经营的权利交给二级公司或者地方公司了。既让大家更自由，但压力也更大了。”一位国家电投地区公司的内部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说。

国家电投是国企改革的产物。根据国家电投原董事长王炳华透露：“在确定国家电投重组方案时，就确定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发展方向。”

2018年7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随后，国家电投被确定为11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之一，也是五大发电中的唯一一家。

“权力下放的改革既有主动也有被动。电力市场化改革之后，运营要求越来越高，市场越来越灵活。什么都听总部，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比别人慢一步，”上述国电投内部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说，“售电市场表现的最明显，如果放任电厂各自竞争，可能小机组就被大机组给挤死了。最后还是要靠省公司来协调，所以必须要有更大的自主权。”

然而国家电投的改革之路并没有止步于此。同步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改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国家电投也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2019年12月16日，国家电投、黄河公司和8家战略投资机构正式签署《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协议》。青海黄河增资引战项目（以下简称“黄河项目”）采用全市场化方式，成功引入8家战略投资机构，募集资金242亿元，相关资金将主要用于开发海南州、海西州等大型能源基地等。

不仅仅是黄河公司，国家电投在今年初又开始了北京公司的引战工作，计划2020年内拟引入战略投资者权益资金不少于40亿元。8月14日上午，国家电投北京公司引战投资者见面会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贸大厦举行，宣传介绍北京公司情况，进行项目推介，解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一步展现资产价值。共有17家投资机构、5家中介机构参与了本次推介。

国家电投北京公司是国家电投最年轻的二级公司之一。它的前身是2005年成立的中电投华北公司，2016年国家电投撤销华北公司成立北京公司。

北京公司是国家电投在环渤海和华北地区开发清洁能源的重要主体。2020年上半年，北京公司累计发电量28.86亿千瓦时，增长19.69%；实现利润总额4.2亿元，增长43.34%，是表现最好的二级公司之一。

正如2014年中石化的混改率先从利润空间极大的油品销售业务开始，展现改革的决心。国家电投拿出绝对属于优质资产的黄河公司与北京公司进行引战工作，坚定改革的目标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跟投”改革在国家电投内部产生的影响大。

2020年8月，国家电投印发了《项目跟投机制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鼓励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领域企业实施跟投机制。充分激发广大干部员工创造力、向心力推动企业快出成果，多出成果。

最早、最有名的制度化跟投，来自于房地产企业的龙头——万科。2014年，万科为了稳定因为互联网创业大潮带来的人心惶惶，宣布了项目跟投制度。原则上项目所在一线公司管理层和项目一定级别的管理人员，必须跟随公司一起投资；员工可自愿参与跟投。

万科的跟投机制稳定了中高层队伍，也让许多员工因此受益。房地产企业随后纷纷效仿，成为一时之潮流。

国家电投的跟投项目，范围则限定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领域企业，原则上选择新项目开展，收入和利润70%以上来自于集团外部市场。

“新业务自然意味着高风险和高收益并存，”国家电投内部人士说，“项目决策者和高级管理人员强制跟投，能够给员工更多的激励，也意味着项目决策会更加谨慎。投资失败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

而“跟投”改革还有一项隐性的影响：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电力行业作为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和重资产行业，发电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偏高。根据国网能源研究院编制的《2020中国电源发展分析报告》，五大发电中，除国家能源集团资产负债率为59%外，其他四家央企发电集团资产负债率均高于70%。其中国家电投的资产负债率最高，达到了75.7%。

降低项目风险、激励员工、降低负债率，“跟投”这一箭三雕的背后不仅展现了国家电投极为强烈的改革欲望，更有着其全面展开多元化投资的背景。